一九四八年底,有一天,从美国大使馆传出话说,所有美国人必须离开南京!有孩子的女人先走,我很高兴自己不包括在内。大使馆已经迁到上海。他们通知我们,如果我们留在南京,他们不负任何责任。我们听说美国海军派遣两艘登陆艇把人接出去;但因为大家认为这不算紧急撤离,他们让我与内地会另一对英国同工金立时夫妇(Henry and Mary Guinness)一同留下来。而艾得理夫人和她的孩子,以及另一对等待婴儿出生的同工则准备离开。
  星期六上午,我们正忙着为其他的人包扎行李,突然来了好几个报信的人,他们传来最急迫的话,要我们“全部”撤离。局势变得十分紧急,整个地区战事都增加了。几个钟头之内,局面完全改变。
  我不愿意走,但金立时夫妇觉得我留下来是不智之举,最后我只好勉强接受他们的劝告。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,我不希望带给任何人麻烦,而且我也必须承认,我还不能在那里独立作工。我开始包扎行李,并为另一不可知的未来祷告,我一直祷告说,如果不是神的旨意要我走,他会拦阻我。我没有把所有的行李都收拾起来;我们都感觉,几天之后,情形一定会好转,我会再回来。
  我们乘坐一艘大型登陆艇沿江而下到上海。乘客来自西方各国,因其他国家的人也利用这个机会离开。一个船舱中挤了五十人,像沙丁鱼似的。
  在去上海的旅程中,我心里充满疑问。“这是一切的结束吗?”我才开始品尝宣教士的滋味,开始与学生自在地相处,有一点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困难,这就要与中国说再见了吗?我曾与一些极其精彩的人物一起同工,现在看来都结束了,我回到上海总部去,看来又会面对各样新差派的可能性!我心里觉得很失望,可是,知道神要我顺服,顺服在主里临到我的一切。
  上海看来没什么变化。除了由中国各地大量迁入的人之外,这城市好像对北方的扰乱毫无警觉。不久,南京来信通知我,一切已恢复正常,那里有空前的大好机会可以作工。我多么渴望回去那里工作呀!事实上,我很快被董辅仁先生(就是那位我曾经伏在他肩膀上哭泣的)叫去,我走进他的办公室,他说:“宝琏,好像我们总是把你差来遣去。你愿意回到南京吗?”
  我很惊讶地反应:“这话当真吗?你知道我非常喜欢回去!”
  “我很认真。现在局势好像安定了一点,所以我们让你回去与金立时夫妇同工。”
  “我什么时候动身?”我狂喜的反应。
  “你在两天之内可以准备好吗?”什么可以!即使他要我立刻动身,我也准备好了。我飞快跑回宿舍,向每一位遇见的人宣布,我要回南京去了!两天以后,我拎着行李,拿着票,坐在货车上要去码头了,有人来说,因为北面又不平静了,船不能启航。我很沮丧地回到差会之家,及时赶上那一成不变的下午茶惯例!
  一星期以后,我又被叫去见董辅仁先生。
  “差派你变成了一种习惯,对吗?”我走进办公室,他轻笑地说,“我们仍然觉得你应该回南京去。现在局势好像比较好转,作工的机会实在很好。你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?”
  在上次的错误报告之后,我并没有将行李全部打开。我告诉他:“我明天就可以准备好。”
  他们决定我第二天坐火车去。买好了车票,我再一次整装待发。然而,有些聪明人认为,最好先打电话去问火车是否按时开,结果火车站告知根本不能启程。夜晚有一座桥被炸毁了!看来我每一次都走不成。我的上司也认为,或许这是主的指示不要我回南京。像是要证实他们的决定,我在差会跌了一跤,摔断了右臂!
  于是他们决定,我留在上海,在学生中间工作。虽然十分失望,也有一点挫折,但我必须相信,由于我们一直都为这些变动祷告,神知道他在作什么事。他已经明显的引导,我知道我应该安息在他和他对我一生完美的旨意里面。局势随着时间越来越坏,我们都看到了神拦阻我回到南京是对的。在上海很快的也开始有了许多机会,三十个学院和大学的学生很多,不久,我有了四个查经班。
  有一天,一位学生很难过的来找我,因为她父亲失踪了。几天以前,他去工作,但一直没有回家。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回去。情形愈越来越紧张,好像一个老虎钳夹紧了人。大约八个月后,我在外面的查经班实际上荡然无存了。
  正常的生活成了往日烟云,很多宣教士离开了。虽然我们希望情况会渐渐好转,但流言很多,而且我们很快发现,差会实在不适于继续留下来。仍然有一些机会,我们还可以出去参加一些聚会,但加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的压力增加了,而我们不愿意带给他们任何麻烦,或成为他们的耻辱。
  整个差会为了将来迫切祷告。也许我们留在那里最大的好处,是在那段时间,我们了解到中国朋友的需要,以及当他们经历深水时,怎样为他们祷告。在那段黑暗的时间,我们可以为他们所做的,祷告是最真实和不可或缺的。
  中国内地会宣布正式从中国撤退,是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三日。我们都知道迟早要如此,但仍有一点震惊。我在中国只有四年多一点。虽然我知道离开是为了中国基督徒的好处,但我不是第一批离开的;我要等待官方的批准——宝贵的出境证。所以我计划要试着完成几件工作,其中之一就是为基督徒学生的个人灵修写读经材料。我在南京与一位很好的青年基督徒开始做这工作。现在我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写读经材料。
  但每次我一作这工作,就察觉撒旦的抵挡。我不是一个容易沮丧的人。然而,好几次我精神抖擞、高高兴兴地起床,早餐以后坐下来准备要写作时,就感觉有黑云笼罩我,好像无法驱走它。这完全是一种新的经验。我不能思想,不能祷告,也不能写作。好像这些都不重要了。
  有一天,当我正处在这种情况之中,一位朋友进入我房间,问我有什么困扰。我试着解释,但却描述不出来,可是她明显地感觉很不对劲。她大喊:“来!你需要祷告!”
  “我不能!”
  她坚持:“一定要,现在就跪下来祷告!”
  我呻吟:“没用的。”当时我甚至觉得神好像不存在。我无法接触他,而且几乎可以说不愿意亲近他。那是一种可怕的情况,我的朋友仍不放弃。
  她命令道:“现在祷告!”
  “我不能,”我再重复说。我祷告不出来——话语好像很空洞,而且无用,无意义。朋友还是不放弃。她用力敲我的背、摇我,用尽一切方法要叫我祷告。
  最后她绝望地说:“宝琏,如果你不能祷告,就单单呼求主耶稣的名!”这办法似乎更无意义。
  你一定会问:“一个宣教士怎么可能到那样的地步呢?”我只能说,那沮丧的黑云像是撒旦从各方面攻击我。我不记得那天挣扎了多久;但可以确定超过半个小时。最后,幸而我能够呼求主耶稣的名,而黑云立刻消失了。
  我们希望在撤走之后,这项事工可以继续帮助学生们。我写的材料是要鼓励他们研读神的话,撒旦不喜欢,而来攻击。在那以后,我还有好几次同样的经验,只有当我拼命地呼喊主耶稣,求他的宝血遮盖,保守带领我,我才能够得胜。
  那块铜牌上的字“信靠,交托,安息”,有了新的意义。我明白若是把一件事交托给主,就必定因他的应许得安息;如果我得不到安息,就是没有真正交托给他,也不是真正信靠他,那就是罪了。所以一旦我把这项事奉完全交托给主,就再也没有经历沮丧了;主完全地保守了我,在我要离开之前,工作完成了。经过三十年以后,我听说有人把这些读经材料贴有抽屉底下,背起来,作为圣经教导的基础。
  我在三十六岁生日当天得到申请出境的许可!多可笑的生日礼物!我的宣教生涯就这样结束了吗?四年前我很确定自己是一生的奉献,但现在呢?我再一次面临不可知的未来,撒旦利用这环境,试探我,要我心里起疑惑。我若回到家,人们会如何笑我,放弃好的教职到中国去,竟落得如此下场!但神提醒我,他是全能的掌权者!在中国这几年的艰难道路,他已带领我安然渡过,难道未来他不可信靠吗?他知道一切,他为我安排的下一步,其中之一就是准备离开中国。
  我的中国朋友对所接受的帮助和所享受的团契,总是很盛情的表示感激和爱;在我真正离开前的四个月左右,他们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,都带着礼物来看我。最感人的一件礼物就是一篮鸡蛋。那是一位从内地逃难到上海来的亲爱老妇人送的。她带来三十只新鲜的鸡蛋,因为她以为在美国没有!那时候鸡蛋非常贵,她花了很大的代价买下,又冒着更大的危险带来给我。然而,这些宝贵的鸡蛋却变成我的难题,我的旅程要经过大半个世界呢!我不愿把它们随便送人——我觉得好像大卫接受从伯利恒水泉打来的水一样。最后我决定把它们煮熟,因为我们的最后一段旅程,从广东到边界,火车上没有餐车。我们一起同行的十五人,至少每人有两枚鸡蛋!
  我们坐一辆大货车去火车站,但有某位权贵也乘那辆火车,货车只得停远一点,我们就要多走一些路。我们带着行李,好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。我们不但觉得难过,也同时开始觉得有些惶恐。在途中有检查站。我们会碰到阻碍吗?
  第一次检查是在上海,然后在广东有三次,最后一次是在香港的边界。每一次检查,都要求美国人举手,而我的手总是唯一的一只。每次检查我的行李,都会问到这些蛋!都是同样的问题,“这些蛋是煮熟的吗?”每一次我都向检查员保证是的。在广东的三次检查,每一次那位检查员都问我同样的问题;也许他想要触怒我,但因为快靠近边界,我一点火气也没有。
  最后一次以鸡蛋为主角的插曲,也是由这位检查员引起的。经过我三次保证那些蛋是煮熟的以后,他拿起一个,敲破,剥开,仔细地解剖它。当然他毫无所获,但他继续敲破并检查其余的二十九个蛋。我开始觉得很可笑!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,大约十六七岁,虽然看起来更小一点,穿着大几号的制服,一副狐假虎威的样子。
  蛋终于处理好了,他转向我说:“你头发里有美金!”我马上保证绝对没有;但不顾我的回答,他已经开始动手,把我多年来习惯将发尾梳成一圈卷在后面的浓密长发弄乱了。我想他这样对待我,一定是想要我丢脸,因为在中国,如果一个男人公开解下一个女人的头发,是一种羞辱的举动。他动手搜查我的头发时,我心里想,“我是一个西方人,这些对我没什么关系。”他毫无所获,除了一大堆发夹之外!
  他又挑衅似的努力挑我的错,决定给我搜身,立刻发现了特别的束腹,背后有很重的钢板,那是因为我过去受伤而必须穿的。“啊哈,这是什么!”他比以前更威风地诘问。我要向他解释,但他撇开我的话不顾,命令道:“脱下来,脱下来!”
  我看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以顺从这要求,只好呆站在那里。看见我的迟疑,他严厉的重复命令。我热切地祷告主来介入其中,但看来无法逃避;我的旅伴们自己都忙着接受检查,完全没有觉察我的可怕处境。
  刚好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检查员。“你做得太过火了。”她低声埋怨那年轻检查员,随即友善地引我进入里面的房间。我脱下那受怀疑的东西,拿着我的束腹给年轻女士。她拿出去给那检查员,他把它扯成一片片,直到他实在找不到任何秘密武器或什么财宝。我心中充满喜乐,默默地感谢主在这情况中适时帮助我,否则我可能遭到可怕地羞辱,或者更糟,可能会对那热心的年轻官员大发暴怒。
  终于摆脱了那令人厌烦的小伙子,来到最后的检查,是在香港的边界。状况很不相同。我的检查员是一位年老的男士,他蛮友善地问我:“你为什么离开中国?你会写我们的文字,说我们的语言,吃我们的食物——你为什么离开呢?”
  我以为他会预期我说:“你们不让我们久留,即使留下来,也不准我们做任何事。”但我似乎警觉到不要那样回答,否则可能会落入圈套中,也许会被送回上海去。我就简单地回答:“哦,我已经在中国差不多五年了,现在该回家了。我父亲将在七月过他的八十大寿,我若现在离开,刚好赶得及到家庆祝他的生日。”
  在中国,八十大寿是一个很盛大的庆祝;所以检查员回答:“是的!你应该回家为你父亲庆祝生日,替我问候他,然后快些回来!”
  我松了一口气回答:“是的,我很乐于替你问候他,我也希望早日回来。”虽这么说,但我想:“我不知道神要带领我去哪里继续在中国人中间工作?”另外还有一个严肃的问题浮在心头:我真的能帮父亲庆祝八十大寿吗?在上海时我已收到一封信,他的心脏病很严重,医生判定只有三个月可活,我完全不知道他现在是否活着。在这时候,只有神自己是我们的安息之所。
  再想到留在里面的人,我们开始体验到一种椎心的恐惧。我尤其想念在上海查经班的学生。在我们最后一次查经时,我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了,就问他们,“你们要我告诉在美国的祷告同工什么话?”
  一位女孩立刻回答:“告诉他们为我们祷告,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得胜者,在我们里面的,比在世界的更大。”然后另一位女孩开始领大家唱:“他必保守我十分平安,只要我信靠他。”接着我们唱“主保守我”,最后以三一颂作结束。他们是在那样的属灵情况中面对将来!
  所以,虽然我们肉身离开他们,心里却很清楚,我们的下一步就是忠心地为他们祷告,以致他们真正蒙神的大能保守,因他是他们所全心信靠的神。
  诗歌《我的心愿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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