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校放假了,孩子们和父母团聚,学校正在忙着准备搬去牯岭。孩子们不在,可以有较多时间来计划迁离的事。但我心中唯一的事就是“我”的离开。我期待着随时被总部办事处召去接受新的任务,然后就可以向烟台说再见了。突然有一天,我被办事处的另一位主任卫守仁先生叫去,不是我所期待的华福兰。
  卫守仁先生是一个眼睛闪亮、说话温柔的人。他坐在书桌后望着我,脸上的表情很奇怪:“宝琏,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告诉你,但现在学校的情形很困难。我们仍然未找到来教自然科学的人。”
  我对这些话完全没有心理准备,我想他也猜想到了。于是他几乎带着请求的说:“你愿意留在学校到复活节以后吗?”
  哦,不!我想,我天天所盼望的,就是被差到新的工作去,但现在却要我再忍受三四个月。经过几分钟尝试恢复正常以后,我才勉强地说愿意。我没有其他的办法——虽然我把事情弄得很糟,也不能开了头,却半途丢下不管。我受的教养不是那样的。从很小的时候,我们就受到教导,做事要有始有终,不可半途而废。逃避神旨意的试探又临近我了,但他却信实地保守我信守诺言,一步一步跟随他。
  这时候,学校有些老师先去牯岭的新学校准备一切。其他的人留下来作清扫工作,并护送大约三十个孩子从上海到牯岭。大家真是忙,装行李的纸箱排在学校的大厅走道上,最后一分钟的零碎工作好像永远作不完。要离开的日子终于到了。孩子们非常兴奋,我知道那将变成一支探险队!那时我们被一层一层最暖的冬衣包裹着,甚至看来像是一支北极探险队。旅程中主要的一程是坐飞机,没有暖气,而且因为是山区地带,我们还要飞得很高。
  大约早上四点半,我们爬上差会的货车,围巾飘扬,帽子摆动,带手套的手挥舞着,向那一群忠心来为我们送行的人道别。虽然是大清早,精神还是很高昂,有一位主任在这最后的机会忍不住逗趣地向我说:“宝琏,假如你跌下飞机,看来你还是会被弹回来!”大家都轰然大笑。我自我安慰:“其他的人也同样可笑,全身绑得像爱斯基摩人。”身为这紧密结合的大家庭中的一员,感受真好,这时候的幽默对离别的气氛很有帮助。在我们要出发之时,知道他们的祷告将随着我们,实在很美。
  其实没什么可担心的,牯岭的同工已经收到电报,知道我们到达的时间和下机登陆的一切细节。我自己有一点焦虑,因为我以先从没搭过飞机。一眼看见飞机时,我还不肯定自己是否要打破这记录。这架飞机取名圣保罗号,属于信义差会,是架老旧的螺旋桨飞机。为了要容纳三十个小孩子和三位老师,机上连最简单的设备也移开了——我们没有座位可坐,只能坐在纸箱上。机舱中也没有调节舱压的设备,我们马上就尝到滋味了。
  这次空中旅行非常不平稳。为了要飞越山岭,我们进入了云层,因能见度太低,所以必须飞得更高。小孩子们开始因耳朵的压力而流泪埋怨。我自己的耳朵也胀得像要爆炸,但我们三位老师忙着安慰孩子,让他们愉快些,而无暇顾及自己。忽然驾驶员从云间看见了机场,很有技巧地操纵飞机,倾斜转弯,在山岭间迂回呼啸,朝下面的小飞机场飞去。孩子们耳朵胀痛得哭了;虽然我自己觉得想大声尖叫,但却不敢。听到飞机轮子在跑道上的碰碰声,我们都松了一口气,也知道很快就可以安全完好的离开这狭窄的机舱!很快我们就要爬山上路了,正如前一个夏天我所经历的。我们甚至乐观地想象自己可以来得及赶上午餐。孩子们恢复了快乐,我们高兴地走出机舱,拿着行李、草帽和玩具狗熊进了机场。
  然后我们开始找迎接的行列。但没有一个人在那里。我们只好在那儿等。把纸箱都安放好,我们至少可以坐下来。那里既没有等候室,也没有任何遮荫处。幸亏那天天气晴朗。孩子们现在更兴奋了,因为我们已经很靠近目的地了。因他们从未上过牯岭,我就告诉他们坐轿子的事,尤其是爬一千级很陡的台阶那一段。然后我们玩一点游戏——仍然没有人来接我们,带我们走下一程路。因为机场相当靠近九江市,我们决定派两位老师去看看是否可联络上我们在牯岭的人。我则留在机场陪孩子们。
  时间勉强挨过,我开始担心到底那两位老师在哪里。他们早该从城里回来了——可能发生什么事呢?终于他们回来了,但也没什么结果。我们想让孩子们稍微休息一下,但不可能。他们很饿,而且只想赶快上路。我们无法安抚他们。
  到了傍晚,我们真的开始恐慌了,就在这时,从学校来的梅礼坚先生到了!他受到何等的欢迎,一大堆问题扑向他!到底怎么了?原来是上海的电报送到了学校,但梅礼坚先生不在。他下山办其他的事,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九江的机场等,就再回山上。到学校后发现上海来了电报!于是他又立刻下山来了(那天他一定感觉象溜溜球一样)。现在已经下午五点了,他才到达,暗淡的冬阳西沉,寒冷和黑暗降在我们这群疲倦的人身上。
  现在要交涉上山的事。冬天的轿子较少,因此我们决定有些人必须走路上山。年纪较小的孩子一个轿子塞两三个,由老师护送。他们先上山,我则跟着年纪较大的一起。现在天已经很黑了。我一直想着那条狭窄的山径,沿路有许多悬崖,峻峭的陡坡在路旁。现在那条路上很可能有小冰块。于是我毛骨悚然地想起,上一个暑假我在牯岭学习语言时,好几条狗失踪了,后来大家认为,有一些脚印是老虎的足迹!一支猎虎队组织了起来,恐怕下一回轮到他们的小孩子失踪。有一天,我们听说一只老虎被杀了,有些人到村中去看,老虎被绞死了!真骇人。现在我与这些孩子在陡斜黑暗的山路上爬,不知道是否有什么野兽,在树林中安静而警觉的窥伺或嗅闻着。
  我们爬一下,休息一下,走得不太快,因为我们已经一整天又累又饿了。当我们终于到达一千级台阶顶上的小凉亭时,有几位学校的老师准备了热可可、三明治和巧克力等我们。我一生中从未像这次这么乐于看见人!
  在开始爬山时,我想到摩西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圣经上说神引导他们走正路,不断向前:“因为他们是年幼的,他就以温柔引导他们。”神的确是如此。每一个人都平安到达!每一个孩子都没事——没有人滑倒或掉下悬崖;我们也没遇见老虎——从上海到牯岭的一路上,神实在引导我们。
  我开始顺利地在牯岭教书。在这森林的山区环境,比较容易找到教自然科学的材料。植物学毫无问题——这是找植物标本的快乐探寻地;教生物现在也很乐,因为这里可以找到各种小活物,不必到庙里求取!有的孩子热心地把毒蛇带回来,以致我最后必须订一规条,不准带蛇进教室。身为老师,我本不该表现出怕蛇的样子,但我实在厌恶它!总之,现在一切都比较容易了。虽然我还是必须教书,但已不必应付与人相处的紧张了。
  但我还是一直守着日历,渴望结束这额外的教书生活。复活节到了又过去了——但没有人提起我离开学校的事。我正沮丧地想着,到底总部发生了什么事,却来了一封信,要我收拾行李。差会主任董辅仁先生快要从上海来,我将要与他一同从牯岭下去。终于来了!
  董辅仁先生到的时候正值晚餐之前,有人来告诉我,他要立刻见我,我大吃一惊。我想:“为什么?这可怜的人甚至还没有机会洗洗脸呢!为什么他要在晚餐前就急着见我?看来事情有点蹊跷!”我走向总部办事处时,心跳加速,可以感觉到自己脸色发红。
  董辅仁先生,满头白发、满面红光地坐在那里,他身材不高,体型使我想起自己的父亲。董辅仁夫妇从前在上海的时候对我很好。现在我们的目光相遇,他很严肃地说:“宝琏,我怕这件事很为难你。”我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“我知道我们曾答应你大约现在可以离开学校。”他很柔和地说,“但实在没有找到可以来教这些课的人。你可能留下来——到这学年结束吗?”
  我艰难地吞下一口气,勉强虚弱地说“好吧!”然后不假思索地说出我里面的感受,自己如何并不称职;如何觉得孩子们并没有学到他们该学的,而我自己所学的功课却比他们还多!
  董辅仁先生很和蔼的说:“宝琏,现在一切我都了解,如果你要大哭一场,不妨靠着我的肩膀。”我接受了邀请,伏在他的肩上伤心地哭。
  那天傍晚,细心周到的人把食物送到我的房间来,体察到我在又一次大失望之后,一定不愿见人。
  现在我机械化地打开包好的行李,整天在沉思。“这段时间要持续多久?我现在要怎么对我的祷告同工们说?”我已经回答了够多有关作宣教士孩子们老师的询问。但我知道我有责任留下来。我不能中途离开学校。
  在与董辅仁先生会面不久,我又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试炼。一天,我们在饭厅吃午餐,我注意到有人拿一封电报给校长华福兰先生。这是经常有的事,很快的我就不注意了。但当我们吃完饭后,海宽厚小姐到我桌旁,与我一同走回宿舍。到了宿舍,她坚持要进我房间坐坐。我心里想:“这很奇怪,她从来没有这样过。我不知道她有什么心事。”当她关上我的房门,她说:“有一封电报来了。”
  瞬间我回答说:“是我母亲,她过世了,对吗?”
  海宽厚小姐看来有点吃惊:“你怎么知道?她病了吗?”她问。
  我平静地回答:“没有。”
  “那么,你怎么知道她死了?”
  我向她解释,我生命中的重大事件,神常用特别的方法指示我。
  我平常的习惯,是在每天早晨孩子们离开宿舍去吃早餐后,为家人祷告。那是中原标准时间上午七点半,正是宾州的晚上七点半。三天前,我开始无法为母亲祷告,实在觉得很困扰。我甚至也告诉过一位同工。现在,我在房间,一听到“电报”两个字,就确定那是有关母亲的事。因为电报到达至少需要三天,看来我第一次感觉不能为母亲祷告时,她已经到她的主那里去了。为了这次重大的打击,神已经用至柔和的方式,慈爱地准备好我的心。
  校方鼓励我放下课程和责任,休息一个礼拜。那天下午,我去一个我最喜欢的地方,从那儿可以望见鄱阳湖。五月初正是宾州一年中最美丽的时间。而现在我在中国的中部乡间。我站在那里良久,反复思想——母亲过世时,大概眼睛将近全瞎了。她患糖尿病多年,而死于心脏病。神带给我心里无比的安慰:“天堂没有瞎眼的人,现在她可以看见了。多么奇妙!她的视力复原了,而且首先看见了主!”
  我让眼泪流下来,尽情地哭。我啜泣不已,主却好像责备我,因为这些眼泪是为我自己流的,不是为母亲。神按着她的心愿很快地接她去,没有让她成为别人的负担。神赐给她所渴望的,又释放她脱离了在地上患糖尿病的一切痛苦。烂灿的夕阳日落,好像主提醒我天堂的荣耀,胜过一切日落的光辉,而母亲已经与主同在那里了。
  回到学校,每一个人都很友善地帮助我,为此,我何等感谢主啊!我无意中听到一位大孩子对她的小妹妹说:“不要忘了为韩博士和她的家人祷告。”这孩子并不知道我就在附近,也不知道这句话重新感动我,在内地会中大家庭的关系多么紧密呀!我的房门上贴了许多信和纸条,也有善体人意的孩子采了花放在我桌上,家的感受就更加强了。有一首诗尤其感动我:
  当神的伟大号筒为一个人吹响时,
  只有得胜;没有眼泪。
  他的工作已完毕;
  他的道路已跑尽;
  有永远的荣耀冠冕存留。
  伟大的“作得好”,简单的“进来吧”。
  诸天都是光明闪耀,
  因神的儿女已从肉体和罪中得释放,
  神的荣光便倾泄在他身上。
  我知道自己容易受“自怜”的试探,因此并没有再休假,就回去上课。因着同情我,孩子们表现得特别乖,不止一个跑来紧握我的手表示安慰,然后跑开。有一天晚上,我把小女孩们放上床,有一个叫我帮她盖被,当我弯下身靠近她时,她拉着我亲了一下,在我耳边悄悄说:“韩博士,现在我们两个是双胞胎了。我们都又矮又胖,我们的妈妈都在天堂。”
  第二个星期不太容易过。因我思家心切而难以成眠。这种大好机会,撒旦绝不放过。当我躺在那里思想,它就用疑惑试探我。“你不是很希望接受母亲的建议回家吗?你本来可以见她最后一面的!”我紧紧贴近主,心里能够说:“是的,我可以再见她最后一面,但当时我那么沮丧,回去见妈妈,一定不能荣耀神。我可以得到心里所渴望的,但我灵里却一定很贫乏。”我又想起在我未出生以前,母亲对神的奉献——为了中国而把我献上。现在我要经过的考验是自己愿否献身,即使有时事情不尽如意。在这个试炼之中,我仍然从祂的怜悯里尝到新的安慰。从那以后祂常常使用我的经验去帮助别人。除非我们自己经历过一些事,否则它不能真正使用我们去帮助别人。
  学年快要结束时,校长叫我去。他想知道主是否可能对我说,要我长久留在学校里——我愿意为此祷告吗?我照他的建议作了;我祷告了,显然有些同工在为我留下而祷告。当那天来到,我很清楚自己要说什么。
  “华福兰先生,我没有神的指示,说烟台学校是它为我预备的工场。我不能永远留下来。主对我的呼召很清楚是为了中国人。”
  “好的,”听完我另一个理由,就是我并没有受过专门适合学校的训练之后,他很体贴地回答:“如果那是神给你的带领,我完全谅解。”他继续说,学校暑假结束之后,我随时可以走。
  高年级的学生为我开送别会,表演一出幽默的短剧,把从我开始到烟台以来的情形一幕幕演出。他们很精确地表演我教书的方法,手势表情和讲得太深弄得他们莫名奇妙的样子。我笑得肚子都痛了。同工们也为我开了一个惊喜的茶会。
  离开学校以后,我在牯岭神仙谷内地会新购置的度假之家,休息了一阵。在休假的末期,我必须作语言检定考试,看看中文还记得多少。我十分惊讶,再度恢复信心,因为离开语言学校那么久,我的中文并没有生疏多少。好好温习之后,我可以继续学新的,不必再重头学起。
  主再一次显示他的时候总是完全的。因为我离开学校不到两个星期后,那批我开始在上海教书时就订的教科书,终于姗姗来迟!同时三位老师也来到学校了。其中有一位向我解释:“我常常觉得神要我到烟台教书。但我想那是你要教的。”真有趣!其实我却一直急于脱身呢!(我虽然很喜欢说,要三位老师才能代替我一人的职位,但我知道不是全然如此——他们除了教自然科学之外,还有其他事情要作!)主把我留在那里,直到我学到了他要我学的功课;对自己的了解,对别人的了解,以及保持彼此敞开的交通、互相欣赏是何等重要。回想起来,在烟台教书才是我作宣教士的训练班。在神的学校中没有无用的功课!那时我甚至留下一个小果子,因为几年前我收到一封早年在烟台读书的孩子的信,她说有一晚我帮她擦背时对她说的话,成了神对她的宣教呼召。我实在不喜欢擦背的工作,但如果主能使用,我也乐于从命。
  诗歌:《何等信实,我神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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